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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爲祖國普查水資源

发布时间: 2019-10-25 12:02:00 来 源:

  我爲祖國普查水資源

  文/朱厚銘

  爲遵照周恩來總理生前提出:“一定要搞清全國水文地質情況”的指示。因此,從上世紀1977年初起,江西省地礦局,原九0一探礦工程大隊(下稱九0一隊),和全國地質系統各兄弟單位一樣,開展了1/20萬區域水文地質普查。工作(下稱普查工作)。其要求,是由九0一隊和江西省地礦局水文地質大隊吉安隊(下稱吉安隊)聯手合作,共同開展對吉安地區(按國際分幅的吉安市幅)7332平方公裏範圍中所有縣的普查工作,吉安隊負責吉安、泰和等縣;九0一隊負責蓮花、甯崗、永新和安福等縣及井岡山地域。

  要開展如此大規模的全國性普查工作,人才奇缺。但在總理的指示,刻不容緩。祖國的需要,不可延誤。可不,以探礦工程項目爲主體的九0一大隊,水文地質工程技術人員,仿若稀有元素。滿打滿算,只不過10余位技術人員,而且都是40歲出頭的中年人。還要保留一部分技術人員負責幾個礦區的水文地質工作。因此,只能抽調6位技術人員去奔赴普查工作的第一線。

  顯然,單憑這6人要完成上述諸多縣的普查工作,可謂紙上談兵,無以應對。6位同志正擔憂的關鍵時刻,卻感動九0一隊黨委領導班子,黨委領導班子成了他們的堅強後盾。首先在彌補人員不足的問題上,他們動了一番腦筋。如除向贛州地質學校要求分配5名在“文革”後培養的水文地質專業人員(實習生)外,還招收了8名具有高中文化的職工子弟。這樣作業人員又增加了13位年輕人。說實話,當年對這些年輕人是要到實踐中去邊工作、邊培訓。這就增加了6位技術人員的負擔。我當時認爲,還是人多力量大,只要重視了對他們培養教育,他們的業務技術水平能得到盡快提高,就可以勝任一部分工作,就能撐起一片藍天。

  人員增補了,再考慮到即將整裝待發的交通運輸工具。除了每人發給了一部“鳳凰”牌的自行車(後來車子壞了,又換了地質部配發的自行車),還配備了一輛解放牌的大卡車。這樣,走南闖北全都靠它運載行李和測量設備。同時,還爲了接送工作在山高路遠的普查人員,又專門配備了一輛輕巧漂亮的小吉普車。

  普查人員一共19人,統爲一個大組,由王子岑同志任組長。下設兩個野外作業組和一個內業綜合組。我是野外作業組的組長之一。盡管如此,仍遠不如水文地質專業含量高的吉安隊。

  可誰能料到,九0一隊這個弱勢普查組,最終,居然奇迹般的令人刮目相看。因普查工作從一開始,兩隊是同時起步,又在同一時間,曆經六年半,完全搞清了全區7332平方公裏國土上的水文地質情況。這是祖國960萬平方公裏的一大組成部分啊,我們沒有辜負總理對我們的殷切期望。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在這次聲勢浩大的普查工作中,九0一隊和水文隊吉安分隊兩隊協同作戰,並駕齊驅,同鑄輝煌。

  神奇的是,一個人數不足一個排的普查隊伍,能同時與兄弟強隊同樣達到了高水准。這其中所付出的代價肯定要比人家多幾倍。也就是說,在工作上一人要頂兩人用,在時間上一天要幹兩天的活。爲了加快普查工作的進度,有許多同志放棄了不少節假日。實幹、巧幹、拼命幹就是他們的工作作風,幾乎都成了“拼命三郎”。

  普查工作已過去了42年。但往事曆曆,回想聯翩。于是我想回顧當年爲祖國普查水資源的全過程中,雖未做出過任何驚天動地的事迹,但確實盡了自己力所能級的最大責任。首先是我當野外作業組組長的事情。組長雖小,但責任重大。有道是:“四兩撥千斤”。我一共帶了4男3女,7個年輕人。他們的年齡都在25歲左右,正處談婚論嫁的年齡段。爲此,我想到自己既是他們的組長兼老師(但他們都習慣叫我師傅),甚至還要當親爸。因他們自己常在我面前念叨說“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道理,所以我的責任,除傳授給他們地質知識,還常唠叨著,要他們先學會做人。看來,我這個婆婆嘴還真管用,他們都聽了我的話,把個人的私心雜念抛到了九霄雲外。在普查工作圓滿結束後,我一個個參加他們的婚宴,喝上了他們的喜酒。

  男孩子都是跟我跑野外,女孩子有時個別輪流安排在住地,對采取的水樣進行化學簡分析,爲了工作需要普查組駐地配有水質分析箱,全分析樣都送中心實驗室化驗。

  對年輕人的培訓沒有固定的教室和課桌。而是在大自然裏進行。大千世界裏的山山水水,就是他們最好的教科書。並在培訓中,發現有拔尖的學員,尤其對讀過地校的,就放手讓他去帶組,形成一個個派生作業組。當然,對帶組的新手,有複雜的地質現象拿不准時,我會親臨現場幫助解決疑難問題。這種派生出多個作業組的做法,不但提高了工作進度,而且減輕了我工作上的負擔。

  身爲組長,我做到了以身作則,事事帶頭。因爲我時常想到可愛的祖國,便能勇于擔當,吃苦耐勞。我們是戰鬥在井岡山地區這塊紅土地上,腳踏的是毛主席當年帶領紅軍走過的路,受的是革命傳統教育。六年半的時間裏,我每天帶著年輕人早出晚歸,風雨兼程,白天頂著酷暑嚴寒跋山涉水,晚上回到住地,還要挑燈熬夜,整理當天從野外收集來的原始資料。爲了工作,我幾乎忘記了節假日的休息。期間,妻子一次身患重病,打電話到隊上找不著我,因此沒能陪伴護理她,心感愧疚。這事被大隊黨委書記(後爲江西省煤炭廳副廳長)金萬和知道後在職工大會上表揚了我。1977年年底,金書記帶領全隊中層領導幹部乘著解放牌卡車到各分隊巡回檢查和慰問,當來到普查組住地時,一見到了我,便前來跟我熱情握手說:“老朱,你今年表現很不錯,在普查組起了帶頭作用”,接著對在場的同志說:“你們要向老朱學學,學習他把心思全放在了工作上。”面對金書記的誇獎,心裏覺得受之有愧,因爲自己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情。此後,我被連續評爲1977年和1978年“抓革命,促生産”和“爲創建大慶式地質隊”先進工作者。還連續多年出席了大隊雙代會。

  六年多的時間,普查組在突擊工作中順利完成了各項工作量。也與當地政府幹部和群衆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分不開的。我們每到一個縣,縣政府都會爲我們開具通行證。通行證上還特別強調,要求公社和生産大隊要予以熱情接洽,和妥善安排膳宿。更難能可貴的是我們每到一處,都有領導或村民爲我們帶路,甚至有的公社的一把手親自出馬,爲我們帶路。主要是報告泉水點的具體位置。這樣既避免了我們走彎路,又節省了工作時間。相互建立了“魚水情”關系,我們也常會和他們拍照合影,留作永久的紀念。

  反過來,我們同樣會支持農村工作,爲了遵照毛主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指示,除了根據當地公社和大隊的需要,編繪了水利規劃圖。還查明了各類型水庫的病害處和其治理方案。特別是在我們每搞完一個縣的普查工作後,都會根據收集和掌握的水文地質資料無償的爲該縣編繪水資源利用規劃圖。爲此,我將親自爲蓮花縣編制了一幅圖名爲“江西省蓮花縣水資源利用規劃圖”。將深奧的地質術語,采用了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方便了當地幹部讀圖。有一年,在江西省召開的一次全省各縣農業工作會議上,此圖挂在了會議廳的牆上,頗具特色,便引起了幾個縣的縣長注意,其中一位縣長滿意而笑容可掬地說:“這幅圖不但能看懂,而且利用價值高”。有的縣已要求複印帶回去參考。待會議結束後,九0一隊主任工程師王道剛,到普查組傳達那次省裏召開的農業工作會議精神時,還提名表揚了我編圖的新創意。

  回望過去,在六年半的普查工作中,攀爬過多少座大山、登上過多少座海拔最高的巅峰。雖然已記不清其准確的數字,但那些美好的回憶和感觸至今仍在腦海裏回蕩。我所帶的那些男女娃子,一個個都是好樣的,都是祖國的好兒女。他(她)們都始終隨同我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在跋山涉水中不論有任何艱難險阻,從沒有叫過苦,掉過隊。爲了縱觀我們所普查的幾大縣的全貌,常常攀登上縣與縣的幾處分水嶺的脊梁上,從這縣眺望著那一縣。工作地的山嶺留下了我們的斑斑腳印、灑下了我們的汗水。盡管人都說:“幹地質苦”但我們都覺得幹地質苦是苦,但苦中有樂,樂在其中。爲了祖國,爲了落實周總理的指示。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责任编辑: 胡建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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